近日，中信证券分析师发布研报认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规范健康发展的政策基调下，中国数字经济将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1）以“东数西算”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将以更高的市场参与度强化战略布局；
2）通过重大专项、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集成电路、工业软件等“卡脖子”突破创新；
3）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特别是数字政府与智慧城市、九大产业与十大装备的工业数字化变革领域；
4）数字消费从文娱电商向医疗教育领域拓展，实现社会服务再升级。
一、数字经济是什么？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基于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我国将不断完善数字生产关系，并产生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内的新生产力。
二、数字经济的定位：畅通供给，丰富需求
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和善用数据要素将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从而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特点，能够助力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另一方面，数字的产业化和产业的数字化均创造了大量经济增量，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其中既包括以ICT行业为核心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也包括数字零售、数字支付等大量数字化消费升级。
总的来说，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和扩大内需双重任务下的重要一环。
一方面，从科技创新角度来看，数字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与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相匹配：
前沿研究：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神经芯片、DNA存储。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材料等基础学科的交叉创新。
“卡脖子”环节突破：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
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等先进制造业。
另一方面，从扩大内需角度来看，数字技术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赋能，成为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重要领域：
数字消费的进一步升级扩容：从已经十分蓬勃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络娱乐（游戏，社交，视频等），逐步向教育、医疗、文化等新生活场景演进。借力于数字化，服务业低效特征正在改变。
数字基础设施成为新基建的重要一环：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基础设施。重点包括：5G网络、光纤通信、IPV6、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
数字场景在社会经济迅速普及，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加快：产业数字化空间巨大。场景将进一步普及，包括：数字农业与工业物联网，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数字政务与数字政府，数字物流与数字贸易。
三、中国已经取得数字竞争优势，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近4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与2005年相比，15年时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翻了15倍，增速惊人。工业和信息化部2021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6.6%。这远快于GDP平均增速7.4%，是其两倍还多。因此，在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数字经济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增长引擎，数字经济渗透率也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指出，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元，占GDP比重或将超过40%。
在数字产业化稳步前进的同时，中国产业数字化开展顺利。按照国内习惯分类，数字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数字产业化指的是数字及相关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数据服务业等。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所谓产业数字化，是指各类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效率提升，包括数字农业、数字制造业、数字服务业、数字两化融合等广泛的产业领域。从比重上看，目前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别占到数字经济的1/5和4/5左右。
但是客观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仍大而不强。一方面，虽然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列全球第二，但根据2018-2019年数字经济指数，中国得分36.2，处于全球第二梯队（第九名），德国、英国、美国则都超过40。另一方面，中国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同。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占比超过50%；贵州、重庆、福建2020年增速则超过15%。《“十四五”数字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间数字鸿沟未有效弥合，甚至有进一步扩大趋势；数据资源规模庞大，但价值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四、从“十四五”目标来看，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总结来看，“十四五”数字经济目标基本涵盖了数字产业化、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传统数字消费（电商）等多方面，体现了政策层希望全面开花、蓬勃发展的希冀。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数字产业化部分）增加值占GDP比重要从2020年的7.8%提升到2025年的10%。静态看需要5.3%左右年均增长率，但考虑到“十四五”期间GDP平均值增速预计也在5.3%左右，实际上是要11%左右的增速，即两倍增速。特别是过去十年中国数字产业化发展迅猛，ICT领域国产替代浪潮兴起，互联网领域诞生大量全球巨头，基数也并不低，因此这一目标代表着中国对数字经济发展寄予厚望。
IPV6活跃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翻倍。从2020年4.6亿户到2025年8亿户。
千兆宽带用户数五年目标几乎十倍。从2020年640万户到2025年6000万户。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五年超三倍。从2020年14.7%到2025年45%。如果考虑到企业数量的持续增长，实际增速更快。
在线政务实名用户数五年翻倍。从2020年4亿人到2025年8亿人。
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在五年时间需要增长45%和24%。作为全球第一大网购国，中国仍然制定了不低的增长目标，全国网上零售额和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计划从2020年的11.76万亿元和37.21万亿元增至2025年的17万亿元和48万亿元。
五、产业数字化提速：政务服务+工业升级是亮点
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打造智慧政务服务，争当数字改革排头兵
数字政府是运用数字技术和发挥数据价值，实现政务机构业务与组织的链接、赋能、协同与重构，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数字政府要求利用数字技术深入挖掘政务大数据价值，建设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库和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另一方面，数字政府要求构建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四跨”大平台，形成全国统一的国家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和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总的来讲，数字政府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
根据中研普华测算，2020年我国智慧政务市场规模达到3326亿元，同比增长5.8%。近两年数字抗疫发展迅速，较大地带动了数字政府的发展，同时考虑到数字政府的定义较智慧政务更广，预计目前我国数字政府市场规模已超6000亿元。
“十三五”期间，各地方政府基础信息数据库和政务平台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国电子政务内网初步建成。地方层面，截至2020年底，我国32个省级政府均建成全省统一政务服务平台及数据库，贵州省电子政务实现五级政府全覆盖，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100%；全国层面，集约化建设不断深入，实现了全国政府及122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互联互通，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水平核心指数排名提升至全球第9位。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政府存在全国一体化标准体系不够完善、数据安全问题亟待加强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数字政府支持政策密集出台，“十四五”规划将数字政府列为数字经济五大发展目标之一。中央层面，2019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2020年前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基本做到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同；2021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明确细化了“十四五”规划中数字政府方面内容；2022年4月，中央深改委发布《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是创新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的重要举措。地方层面，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纷纷出台数字政府建设相关政策文件。各项政策密集出台，加速数字政府建设进程。
“十四五”目标要求，全国数字在线政务服务实名用户规模从4亿提高到8亿，总体迈入以数据赋能、协同治理、指挥决策、优质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在线政务服务水平跃居全球领先行列。具体包括：
数据库建设方面，一是升级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库，包括国家人口、法人、自然资源和地理空间四大领域，不仅要做到完善数据，更要强化数据服务能力和保障数据安全；二是建设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基于各部门数据资源，建立健全经济治理数据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监测预警、经济景气分析等，明确数据交换格式与标准，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水平。
大平台建设方面，涵盖“全国统一”、“智能化”、“数据共享”、“服务融合”四大要求。其中，全国统一指的是国家电子政务网络体系全面实现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和跨领域；智能化指的是构建“数网云”智能政务云平台体系，具备满足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需求；数据共享指的是政务平台数据在中央与地方、内网与外网之间可进行交换，数据安全保障是重中之重；服务融合指的是对外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政务事项全面实现“一网办”。
除此之外，“十四五”规划还要求在数字政府在应用领域围绕党的工作、依法治国、经济治理、市场监管、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信息化、智能化建设。
六、数字消费：从传统娱乐到医疗教育
1.数字消费助力扩大内需，娱乐及社服再升级成两大看点
数字消费是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着力点，传统娱乐和社会服务的再升级是重点发展方向。在数字经济时代，消费市场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深度融合。历经电商、移动支付、短视频、手游等移动互联网典型场景爆发式的发展后，智能手机普及、人口基数等带来的红利已经结束，移动互联网上半场逐渐落幕。在智能化浪潮之下，XR、虚拟数字人、3D建模等技术开始渗透居民的衣食住行，正式开启移动互联网的下半场。主要包括两大发展方向：
一是传统娱乐的再升级，聚焦在吃喝玩乐、文娱消费等。传统消费领域的数字化改革持续推进，2021年元宇宙概念破圈，引发资本市场集中关注。预计未来元宇宙将通过AI和视觉技术，从手机和PC内容创新、VR/AR等下一代科技硬件渐进式成长、智能汽车等计算平台三大主线发展，帮助提升工作效率、改善体验，影响更广泛的工作和娱乐领域。
二是社会服务的再升级，聚焦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等。在全面小康之后，共同富裕接棒成为政策关键词。其中，强调教育、医疗、养老、扶幼等领域的公益属性，扩大普惠性供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之一。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服务能够有效扩大服务覆盖范围，缓解我国社会资源分布不均、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数字消费发展的框架已经搭好，政策持续发力。2021年3月25日，发改委等28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明确提到要积极发展无接触式消费体验、“互联网+医疗健康”、数字文化和旅游、智能体育等，多举措支持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在《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指引下，各省相继出台了关于促进数字消费的文件，为数字消费指明了清晰的发展路线。政策支持方向主要聚焦四方面：一是零售新业态，主要指智慧超市、智慧商店等无接触式消费以及直播经济；二是数字医疗，主要指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电子处方流转、药品网络销售；三是数字文化和旅游，主要指智慧旅游景区、在线演出市场等；四是数字教育，主要指多媒体化教学工具、共建共享课程等。
2.数字教育：共同富裕的时代抓手，软件应用或成逐鹿新阵地
教育信息化是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符合“双减”追求教育领域公平化、高效化的基本思想。“双减”政策的核心是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减负，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是校内教育的重要补充，监管重点在于规范引导学科类培训。自“双减”政策落地以来，教育行业格局重塑。其中教育信息化成为关键的布局渠道。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领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改革的过程，能够有效提升教学效率与教育公平。相关产品既包括投影仪、智慧黑板、电子白板等硬件设备，又包括教研管理系统、考试测评系统、家校互动系统等软件设备。教育公平历来是社会公平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强调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体现了共同富裕背景下教育领域公平化、高效化的客观需求，科技赋能或是长期方向。此外，疫情爆发以来，教育信息化“被迫”提速，市场采购订单明显增多。
教育信息化政策持续发力，我国已进入教育信息化2.0时代，从网络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过渡到数字化软件应用。2018年4月13日，教育部提出要到2022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三变、三新”的目标，强调着力促进教育资源共享、“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等，标志着我国已进入教育信息化2.0时代。此后，相关政策持续出台，教育信息化趋势确立。2021年7月8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设“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开发教育创新应用、利用信息化提高校内教育质量等建议。
教育信息化已形成千亿级市场规模，预计伴随教学信息化理念普及和软硬件设施更新，或仍将进一步扩张。教育信息化的采购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资金，可按照拨付标准划分为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根据艾瑞咨询数据，2020年中国教育信息化整体市场规模超过4600亿，近两年复合增速达到7.3%。根据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华中）调研，2019年，我国中小学整体信息化经费投入占同期教育经费（不含人员经费）比重18.05%，其中小学信息化投入占比高达18.7%。其中，网络建设和设备购置费用等硬件设备的投入占比超过40%，是最大的信息化经费支出项目。预计伴随教学信息化理念普及和软硬件设施更新，我国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或将进一步扩张。若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过去十年的CAGR11.33%来计算，预计2025年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或将近8000亿元。
校园环境和教学环境两方面的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政府和学校的共识，正在逐步完善，而教学质量提升的落地或与改变教学方式意愿相关，可能需要一定的普及时间。从需求端来看，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校园环境建设，包括门禁、考勤安全、网络设施等；二是教学环境建设，包括多媒体教室的硬件设施、公文OA、备课教研等；三是教学质量提升，包括智能阅卷系统、智能错题库等。目前，校园环境建设和教学环境建设这两方面的信息化建设需求已成为政府和学校的共识，正在逐步完善。
3.数字医疗：政策框架已经建立，需要自下而上探索落地实施
2018年是数字医疗发展元年，政策明确支持开展远程诊疗、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等。早在2015年，中央已经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探索数字医疗道路。但2018年前，国家对于数字医疗的管控力度整体是趋严的，例如2016年暂停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药品销售试点、2017年提出互联网诊疗仅限于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的慢性病签约服务（ToC端）等。直到2018年，数字医疗才正式开启了发展元年。《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等文件相继出台，相关支持政策逐渐明晰。2018年4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允许依托医疗机构发展互联网医院、在线开展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等，针对在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药品供应、医疗保障结算等方面如何实现数字化提出意见。
预计公立医院将成为互联网医院的主力军，在医生资源、线上线下诊疗协同上具有明显优势。目前，互联网医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实体医院主导型，即大型实体医院自主建立的互联网医院；二是互联网企业主导型，实体医院入驻进行在线诊疗。对比来看，实体医院尤其是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较为稳定且实力较强，开展互联网医院更多目的在于提高就诊效率和医院建设的信息化水平，构成线上线下诊疗闭环。而互联网企业主导型则对多点执业的医生资源依赖程度较高，目前三级及以上医院医生选择在互联网医疗平台线上执业的比例约为30%至40%。根据对1万+名医生的调研显示，70+%的医生表示医院目前并不限制他们参与第三方医疗平台的合作。若实体医院后续限制本院医生兼职范围的话，预计可能会对互联网企业主导型医院产生一定冲击。
从业务类型来看，互联网医院提供的业务整体仍较为初级，如信息查询、在线挂号、报告缴费等基础便民服务。然而，仅网上问诊+挂号的模式难以触及付费场景，因此深入诊疗、检查、住院、手术、配药、保险等后端环节才是互联网医院的核心商业模式。
处方外流政策逐步放开，预计“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处方或处方共享平台流转处方”是互联网+药品流通的切入点，或形成千亿级规模的院外处方外流市场。处方外流的主要意义在于让处方流向非指定药店，破除以药养医。2018年4月28日，国办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对线上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配送”。此后，《药品管理法》第61条也指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经营企业通过网络销售药品应当遵守本法药品经营的有关规定，具体管理办法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等部门制定”。